苏轼在文学上有非凡的才华，堪称天才，这恐怕无人能够否认。但在宋代，一个读书人要证明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才华，还得参加考试。考试给了读书人相对公平和均等的机会，通过考试而做官，是人生正途。苏轼之前，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都是通过考试涌现出来，他们没有什么背景，是考试给了他们人生的机遇。

苏轼的成名，首先缘于科举考试。如果不是在考试中名列前茅，也就没有后来的苏轼。

备考

苏轼出生在四川成都平原西南部的眉山县。这里因峨眉山而得名。眉山属于眉州，离开宋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远得很。他父亲苏洵没考上科举，但内心还是很想让两个儿子成才的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他带了苏轼、苏辙兄弟去拜访雅州（今四川雅安）知州雷简夫，雷很欣赏父子三人的才华，于是向欧阳修、韩琦和张方平推荐。其实，益州知州张方平已经读过苏洵的文章，两人很谈得来。他曾举荐苏洵担任成都学官，但没有成功。在给张方平的信中，苏洵郑重推荐自己的两个儿子，他说自己五十岁了，在科举考试方面也就不存什么奢望了，但两个儿子实在优秀，所以想带着他们进京，希望张方平能够观察并培养他们。苏洵又带着苏轼兄弟去成都拜见张方平。张方平特地写信给身在朝中的欧阳修，介绍苏洵父子。当时，张方平与欧阳修的关系并不融洽。

苏洵的做法，和今天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没什么两样，也是努力为孩子的成才创造条件，铺设轨道。但苏洵在帮助儿子成长方面，颇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
一是看清并用好自身的优势。苏洵自己在科举考试方面是个失败者，又没有官职，人又在四川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背景。但他的优势在哪里呢？就是学识和文章。他人不在官场，但对于现实中的治国理政有不少想法，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有自己的见解，他把这些都精心撰写进《权书》《衡论》等作“敲门砖”。

明《东坡策论选》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藏

二是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智力也有准确的评估。从雷简夫、张方平等人跟苏轼兄弟接触之后的反应看，十几岁的兄弟俩的确有水平。苏轼和苏辙未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张方平、雷简夫这些官员是慧眼识珠。当时像苏洵这样的父亲一定不少，靠自己的文章实力，靠儿子的聪明才智，父子三人博得这些人的赏识。

但这还只是第一步。传说苏轼兄弟准备参加制科考试的时候，去见张方平，张方平准备了六道考题，给兄弟俩做文章，自己躲在壁间偷偷观察。为什么要出六道题呢？当时规定，制科考试要在秘阁写六篇论，论的题目都是古书里的句子，但不会告诉你出处。苏辙看了题目之后，对其中的一道有些怀疑，想来想去也不记得是哪本书里的，就指给苏轼看。苏轼用笔杆轻轻倒敲了几下桌子，轻声说这是出自《管子注》。苏辙还在犹豫，又指了指另一道题，苏轼果断地用笔勾去那道题。张方平看了卷子，非常满意，苏轼勾去的那道题，其实恰恰是没有出处的，是故意造出来写在那里试试兄弟俩的水平，看他们是否能甄别出来。苏辙判断审慎，苏轼则格外果断，这里就可以看出两人的水平和性格。第二天，张方平见了苏洵，赞扬说，你那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啊！哥哥聪明可爱，弟弟谨慎持重，弟弟的成就将来说不定能超过哥哥呢！

然而，即使兄弟俩被目为天才，也还是需要老老实实参加考试的。科举考试中，首先得考常科，其中进士考试地位最高，特别重要，也格外受人重视。唐代就有所谓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就是说进士有多难考，三十岁考上明经科，就算是年老的考生了，而假如五十岁考中进士，还算是年轻人。所以苏轼兄弟人生道路上第一个要去考的就是嘉祐二年（1057）的进士。嘉祐二年生员的总人数是40多万，最终录取了388人为进士，录取率仅为万分之九点七。而据统计，2022年全国985高校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一点六二（即万分之一百六十二），这样一对照，就知道苏轼这回进士有多难考了。

省试

嘉祐元年三月，苏洵带着两个儿子，辞别了妻子程氏，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。大约在五六月间，终于抵达汴京。苏轼兄弟需要在这一年秋天应开封府的发解试。

一个宋代的读书人，如果要考进士，需要通过三级考试。初级就是发解试，由诸州府、国子监、开封府举行。只有通过了发解试，才能参加中级考试——省试。最后则需要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高级考试——殿试。苏轼兄弟进京，就是为了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。结果，苏轼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，苏辙也考上了。等待他们的，将是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省试。

省试的“省”，并不是我们今天行政区划的省，而是指尚书省，因为省试由礼部主持，礼部属于尚书省，所以叫作省试。因为省试在春天举行，所以又叫“春试”或“春闱”。省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，这一年的省试，在正月就确定了各位考官，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，副考官是王珪、梅挚、韩绛和范镇。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梅尧臣，这次充任点检试卷官。

苏轼需要考什么呢？真是不太简单。主要有六项：赋、诗、策、论、帖经、墨义。诗和赋都是押韵的，而且有严格的要求，唐代就是如此。策和论相当于今天的议论文，是不押韵的散文。策的题目一般偏重于时政，而论的题目偏重于历史。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，把经书的一段文字中间贴去几个字，看考生是否填得对。而墨义相当于简答题，答案也是出自经书里的内容，是固定的。综合起来看，诗、赋、策、论的写作，考生是有自由发挥余地的。而帖经、墨义两项，主要考查考生对经书内容是否记忆准确，靠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。

苏轼虽有天才，但也不是每一项都得心应手的。据说，他的赋就考得不太好，诗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一年，论的题目叫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“刑赏忠厚之至”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伪孔安国的注文：“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，忠厚之至。”这个观点，显然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。但要就这个话题写一篇议论文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首先，你得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其次，你还得知道它的出处。最关键的，考生得有自己的见解，还要将这些见解变作一篇好文章。

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明刻本《苏文忠公策论选》

苏轼一挥而就。这堪称是改变苏轼命运的一篇文章。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看了文章之后，认为写得非常好，但宋代科举考试试卷是“糊名”，而且要派人“誊录”，这样考官不知道考生的姓名，也认不出考生的笔迹。欧阳修当然看不到苏轼的名字，所以他就认为这么好的一篇文章，肯定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写的。曾巩师从欧阳修，文章风格也模仿欧阳修，又善于写论，这一年也参加省试。但大家都知道曾巩是自己的学生，假如他名列第一，影响不太好，好像欧阳修在刻意照顾自己学生，就故意把苏轼的文章放在了第二名，第一名另外放了一个人，叫李寔。结果揭晓，原来第二名不是曾巩，是苏轼。这就让欧阳修对苏轼更加刮目相看了。

关于苏轼这篇应试文章，还有一件趣事。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里举了一个上古的故事。有一次，要处死一名罪犯，掌管刑法的大臣皋陶说：“把这个罪犯杀了吧。”说了很多次。尧说：“饶了他吧！”也说了很多次。这个故事涉及尧和皋陶，这两个人物经常在《尚书》里出现，放在文章里特别合适。但考官梅尧臣记不得是出自哪本古书了，隐约觉得像是出自《孟子》，去问欧阳修，欧阳修也想不起来。但文章确实写得好，又怀疑是曾巩的卷子，就列为第二。事后问苏轼，苏轼说：“这故事是我想当然的，何必需要出处呢！”

这件小事被宋代好几本笔记记载下来，各家的说法也稍微有些不同，但大体如此，说明了什么呢？

照理，应试所写的论，其中的例子当然应该有出处。就像我们今天参加高考写作文，如果是一篇议论文，所举的事实论据至少应该是一个事实，而不能虚构出来，何况虚构的故事中人物还都是确有其人的。但苏轼就敢于这么做。他有很丰富的文学想象力，能够把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得跟真的一样，而且居然能瞒过欧阳修、梅尧臣的法眼。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苏轼非但有“文才”，还有“文胆”。

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都有个专业叫“创意写作”，我每次看到这个名称，都会想起苏轼在省试时关于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这个故事。可以说，苏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成功实践了“创意写作”这样一个理念。

殿试

苏轼最终获得了省试第二名。但他还有一关要过，就是接下来的殿试。

殿试是宋代科举考试中层级最高的考试，因为在殿廷举行，所以又叫“廷试”。殿试的考官是宋仁宗本人。正因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，所以又叫“亲试”或“御试”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的殿试在三月举行，地点在崇政殿。

殿试有一道题，叫考生写一篇论，论题是《重巽以申命》。这个题目出自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有六十四卦，里面有一个巽卦。巽就是谦卑、和顺的意思，象征风。这句话出自巽卦的《彖传》。《周易》中除了“经”的部分，还有十篇《易传》，《彖传》就属于《易传》，它解释巽卦：巽上巽下合起来，就是上下和顺，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非常谦卑，君上对于下面的臣子也非常宽容，上下和顺，命令就可以通行无阻了，这就是“重巽以申命”。这个道理当然不错，可以文章来解释未免枯燥，容易缺乏形象性。苏轼很聪明，他抓住了巽象征风的意象。他说：风遍布于天地之间，它的威力很大，你却看不到它的形态，不知它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大风在山岗上吹拂，微风钻入洞穴草屋之中，树被风连根拔起，但是你看不到风。风可以使万物成长、化育，天并不把功劳记在风的身上；风也摧毁草木，但是天也不会怪罪于风。所以圣人下命令的时候，要影响大家于无形，让别人心甘情愿接受，不能硬性推行。

这还是儒家的思想。不过在文法上，显然有《庄子》的影子，把风的威力写得很生动具体，富有想象力。

前面说过，这次参加进士殿试的考生总共有388名，按照当时的惯例，这些考生在殿试中不黜落，就是不淘汰，都可以说是进士，但要排一个名次。第一名也就是状元，叫章衡。苏轼没有进入前三甲，他中的是“乙科”，名次是第六名。原来，苏轼获得省试第二名之后，那些写险怪文章成绩不佳的人攻击辱骂欧阳修，要出一口气。受到舆论压力，朝廷就把他放在第六。这个名次虽然在乙科，但也是非常高的。苏辙也取得了好名次。殿试之后，宋仁宗回到后宫对皇后说：“这次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。”可见对苏轼兄弟印象深刻，评价是非常高的。欧阳修则说，自这次考试之后，苏氏父子三人“名动京师”，他们的文章真正开始名扬天下了。

制 科

可惜的是，嘉祐二年四月，苏轼兄弟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兄弟俩就回眉山守丧去了。十一月，苏氏父子在家乡安葬了程氏夫人。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，父子三人又再到京城。朝廷授予苏轼福昌县主簿，苏辙渑池县主簿，他们都没有就任。因为，他们在为进士之后的下一次重要考试做准备，这就是制科。

制科又叫制举，它区别于进士考试这样的“常科”。进士三年考一次，有固定的时间，而制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下诏决定的考试，选拔专门的人才。当时，制科考试分为三个步骤。

第一步，苏轼、苏辙各献上五十篇文章，其中二十五篇是策，二十五篇是论。一般而言，策偏重于讨论时务，而论偏重于讨论经史。这五十篇文章是他们事先写好的，进呈朝廷，有人举荐当然更好。苏轼兄弟就分别获得了礼部侍郎欧阳修和中书舍人杨畋的举荐。

第二步，需要在秘阁参加考试，根据题目，写六篇论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八月，兄弟俩参加了秘阁的考试，考官是吴奎、杨畋、王畴、王安石等。秘阁是宫廷收藏书籍和书画的地方，这六篇题目分别是《王者不治夷狄》《礼义信足以成德》《刘恺丁鸿孰贤》《礼以养人为本》《既醉备万福》《形势不如德》。写这些文章，难度不小，首先你得知道题目出自哪里，比如“王者不治夷狄”，出自《春秋公羊传》的何休注，“礼义信足以成德”出自何晏《论语集解》中汉代包咸的注。另外，历史人物的事迹也需要了解，比如刘恺、丁鸿都是东汉人，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，是因为他们都把封爵让给自己的弟弟，但丁鸿最后还是听从朋友劝说，回去就国，没有让爵。苏轼就说，封地又不是你自己的，是你的先人传下来的，哪能说让就让呢？而且随便让出去，也破坏了先王防止内乱的法度，这本来就不是你一家的私事。从苏轼的文章来看，他基本熟悉题目的出典，又能从古人的解释中阐发出自己的新意来。到了秘阁考试这一关，能通过的人就寥寥无几了。这一次，通过的只有苏轼、苏辙、王介三人。

第三步，要接受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，就是御试。御试的考官是胡宿、沈遘、范镇、司马光、蔡襄。考题是一道策问，考生必须写一篇对策来回答。策问是皇帝向大臣征询治理国家方略的一种形式，后来演变为一种考试方式。策问和对策一般比较长，策问中包含几个问题，考生在写对策的时候需要逐一阐述解答。苏轼兄弟拿到的这一道策问有六百多字，其中讲到仁宗统治以来，国家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，而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，这些灾害都和国家治理不善有关。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？还有些问题涉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看法。比如，汉文帝崇尚老子，天下富足，而汉武帝提倡儒术，反而是海内虚耗，这是为什么？

《御试制科策》，明刻本《苏文忠公策论选》

苏轼在对策中回答说，汉文帝崇尚老子是有过失的，问题恰恰在于他稍微使用了一下儒术，但不够彻底；而汉武帝也不能说是提倡儒术的君王，因为他延请方士，大兴妖祠，大造宫室，这些都不是儒家所提倡的。所以汉文帝时代的富足并不是因为他崇尚老子，汉武帝时代的虚耗也不是因为他提倡儒术。苏轼的这篇《御试制科策》近6000字，紧扣住皇帝的问题来回答和分析，可谓科场雄文。

御试是制科最终确定名次的考试，一锤定音，苏轼取得了最好的成绩“入三等”。按照惯例，宋代制科御试成绩分为五等，但一、二等都是虚置的，从来不把考生的成绩打到第一、二等，最好的成绩就是三等，所以三等其实就相当于一等了。苏轼之前，宋代“入三等”的只有一个人，叫吴育，在苏轼之后，入三等的还有两个人，叫范百禄和孔文仲（后取消）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宋代，制科入三等的总共就四个人。这一下苏轼真正显现了他的实力，又一次引起极大的关注。而苏辙因为在对策里直言朝廷的得失，评定成绩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争议，考官之一的司马光竭力主张评为三等，但最后还是和王介一起，被列为四等。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好的。

之后，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（今陕西宝鸡）判官，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（今陕西商洛）军事推官。但苏辙要侍奉父亲苏洵，没有去就任。苏轼则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。‍‍

（方笑一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